19岁青年索要多付车费未果后自杀，别轻言“心理素质差”

文丨布丁

19岁刚成年不久的河南青年小郭，在上海打车多付了910块钱车费，多次联系司机索要无果，几天后在山里喝农药自杀了。

此事让人不胜唏嘘。不少人表示难以想象，现代社会还会有人因为几百块钱，就选择轻生。也有人叹息之余，大谈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太脆弱，为几百块钱自杀，实在不值。

因为目前只有家属讲述，暂不清楚小郭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自杀是不是仅仅因为那910块钱。在事实不够明朗前，过多指责谁未必准确，但对他的人生缺乏了解，就做出“心理素质差”这类评价，也是很轻率的，是对逝者的不尊重。

据九派新闻，小郭来自河南鹤壁，一家五口人，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今年9月才满19岁。其父母50多岁了，父亲因身体患病没有务工，主要靠母亲打零工。按他哥哥的说法，他们家“家庭经济条件一般”。小郭这次去上海投奔在当地工作的堂兄弟，可能也是想多赚点钱，为家里减轻负担。

从虹桥站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，地图显示车距在40公里左右。正常打网约车或出租车，大概150元。小郭因为是第一次到上海，对出站方式不熟悉，于是和出站口拉客的司机商量，约定了100块车费。在发现多给了910元后，小郭留言希望司机退钱，但司机一直没回复。

就这样，一个打算到上海打工，赚钱养家的青年，刚走出虹桥火车站，就不明不白损失了910块钱。这点钱对大多数人不算什么，但对小郭来说，可能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是他辗转打工存下为数不多的钱，也是他在大城市的立身之本。

写到这，我想到前两天刷到的一个视频。讲的是一个来自西北小城的青年学者，考到上海某知名高校后，第一年非常痛苦。她不认识校门口商业街上的各种名牌，也不理解同学大谈父母安排好的规划。她觉得自己和同学格格不入，无法共情各自的处境，一度想退学。

这种格格不入、孤苦无依、被城市边缘化的痛苦，是很多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难以想象的。上述走出小城、初到大城市的青年学者，还有学校作为靠山，不用担心风餐露宿，而涉世不深、人生地不熟的务工人员小郭，刚入大城市就遭遇暴击，处境更加凄凉，他能想到的，可能只有报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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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中提到，他曾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，但警方只帮忙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，更多的信息没法提供。

这让人不解，都找到了车牌信息，按理说找到司机联系方式不难。警察打个电话过去问一下，司机或许就会把钱给退了。

警察为啥不提供更多信息？是觉得案件太小还是怎么着？同样是在上海，前两天，某台胞将钱包证件落在网约车上，向某派出所报警求助后，警方马上联系上司机，并带台胞前往领取。

如果民警以同样的力度处理小郭的案子，帮他找到司机，积极调解，或者指引他如何维权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

至于说司机，他的行为明显构成了不当得利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985条规定，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，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。司机有还钱的义务，但要说他为小郭之死承担刑事责任，不太现实。因为他也无法预见，不退还 910元会逼死一条人命。

也就是说，即便小郭家属通过起诉要回多收的钱，也没有人真正为小郭之死负责。因为压垮他的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他内心的无助感和无法排遣的绝望。

可能在这次事情之前，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压力，已经让他身处悬崖的边缘。如果这个时候他能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善意，或许就能把他拉回来；无论是司机，还是执法人员，如果能想他人之所想，感同身受地去解决问题，小郭也许会更留恋这个世界；如果大城市有系统性的支持措施，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生活，让他们知道遇到困难如何求助，或许小郭能看到更多的希望。

当然，以上这些思考，都是基于家属讲述的情形。那位司机到底是不是有意私吞了小郭多付的钱，以及民警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，还需要看涉事各方的回应。尽可能搞清楚悲剧是怎么发生的，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，才能进一步思考城市如何对那些和小郭一样陷入困境的群体，释放更多的温度。